| 郭孔辉院士自传—我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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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che888 作者：佚名 新闻来源：吉林大学bbs 时间：2008-6-6 11:00:45 |
我出生于一个较富有的华侨家庭，我年青的时候有不少机会到海外去过安逸的生活，但我选择了一条留在国内从事汽车科研的路。在漫长的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间里，我所受的各种批判比我得到的鼓励要多得多。有些人觉得难以理解："康庄大道你不走，何独攀踏荆棘路？"。有时我也这样问过自己，我想这其中的原因颇多，主要的大概有二：其一，是五十年代青年所受的教育，以报效祖国为荣，觉得到海外去当"资产阶级接班人"并不光彩；其二，是我爱科学，好探索，喜欢钻牛角尖，在探索中偶有收获，就会有许多快慰。
在中学时我曾经因跳级和顽皮，常常是数学不及格，后来因为遇上两位杰出的数学老师，他们循循善诱使我在求学路上出现重大转机。由于国家建设高潮（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激励，中学毕业时我立志要当一名"为祖国工业化做贡献的科学家"。
大学的经历，不太平静，先是考上清华大学航空专业，后因海外关系和院系调整，我辗转就读于"清华"、"北航"、"华工"最后毕业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大学四年念了四个学校，由学航空改为学汽车。"政治条件不好"越发使我集中精力于科学技术的学习钻研，成绩一直不错，好"钻牛角尖"和不愿以前人的结论为限的癖气有增无减，这使我在后来的道路既尝到甜头，也吃到苦头。
苦头是：每一次政治运动我总是要受点"触动"，反右侥幸过关，但"拔白旗"、"典型批判"、"下放改造"、"清队"等，总是拉不下我。
然而，甜头也是不少的，钻到书本和问题里常常感到开心，大学三年级的课程设计，我很投入，题目是"汽车传动中应用自由离合器的设计"，这是汽车上不多见的结构，当时我能够看到的资料只有苏联楚达科夫院士著的"汽车设计"，原先我准备以该书的公式作为我课程设计的依据，但当我深入理解的时候，却发现书上公式所计算结果与我推导的结果差别相当大，我开始怀疑那公式是否正确。起初，我也觉得院士导出的公式那能轻易否定。要敢于探索却不可陷于轻浮。后经反反复复的严密推导，使我相信自己的推导是正确的。我只好向指导老师报告。那位指导老师也很年轻，他找不出我推导的毛病，但告诉我说:"年轻人不要太自信，在没有更权威的证据之前，你必须按楚达科夫的公式计算"。在出现僵局的情况下，我去请教了我一直很崇拜的材料力学教研室主任荆教授，过两天荆教授告诉我说，他认为我的推导是对的，因为他从另一个方向推导也得到与我相同的结果。最后，设计指导教师也同意了按我自己的公式做设计，往后，我对教科书提出修正的事还时有发生。当然，这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只能算是小小的创新，但却使我感到兴奋和快慰，大大激发了我对钻研问题的兴趣和信心。
大学毕业之后，按照我的志愿，我被分配到当时设在北京的汽车拖拉机研究所，在工作中也总是要求自己不以掌握前人的成果为满足。有时也因为争辩抑制不住狂劲，得罪一些教师、上级和同学，回忆起来不免有点后悔和遗憾。岁数大了，才逐渐明白， 一个不安份的年青人多么需要有经验的长者的指点啊！然而，这种喜好探索的精神往往支持我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其中对我科研生涯有重要影响的一件事情发生在70年代初，它使我们专业方向发生了大的转折。
自从1956年到期研究所工作以后我的专业一直是汽车悬架设计与振动研究，在文革开始（66年）之前已发表过几篇有关空气悬架理论与设计方面有影响的论文。文化大革命的头五年，全所研究工作完全停顿。1971年汽车厂接受一个政治任务-因外交需要，要开发新一代<红旗>轿车，轿车厂的同志希望我帮助解决<红旗>轿车的高速操纵性问题，我当时很犹豫，因为五年前研究所里也有一些同志提出要研究汽车操纵稳定性问题。刚刚收集了半年多文献资料，正赶上"四清运动"，把它作为"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代表，被"批倒批臭"。事隔五年，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比四清来得更猛，而研究汽车操纵稳定性，需要具备当时国内没有人懂的理论知识。难度大，但更可怕的也许还是政治风险。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政治气氛下，"臭老九"们都不敢"顶烟上"。后来，我和几位设计人员到北京国家事务管理局听到几位从驻外使馆回来的汽车司机说："我们的红旗轿车在国外使用问题很大。在欧洲，一上高速公路常常就要开到140公里/小时以上，我们的<红旗>轿车一开快了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你不知道它要往哪里跑，你打转向它不动，你不转向时它也许嗖一下往一边冲出去。与别的汽车结队同去迎接外国首脑，若你开<红旗>在前面走后面的车就直按喇叭，摧你快开。你若在后面走，人家的迎接仪式已经结束了，你还没到机场，这并不是因为马力不够开不快，而是因为我们不敢踩油门，开快了太危险！……"外事无小事啊!你们应该好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受到深深的触动:这是影响我们国家声誉的大事,我的基础相对较好,我若不接这任务,巩怕就没有人愿去接这任务了。就这样,我就干起了汽车操纵稳定性,一干就是二、三十年。这是我国一段政治上比较稳定的时期，也是我在求知路上收获较多的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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